第245章 商鞅变法
朝堂上的众人陷入了沉思。秦孝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他知道，商鞅的这番话不仅为变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，也为秦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。朝堂上的气氛逐渐缓和，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臣工也开始认同商鞅的观点。
这场朝会最终以秦孝公决定支持变法而结束。商鞅的勇敢和智慧为秦国的变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而秦孝公的决断则开启了秦国走向强盛的大门。从此，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，逐步走向了富强和统一的辉煌之路。
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精心筹备，但他深知变法的关键在于赢得百姓的信任。为了消除百姓的疑虑，商鞅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。他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，并随即出示布告：“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，就给他十两黄金。”百姓们听闻，皆感到十分奇怪，无人敢来搬动。商鞅并未气馁，又出示另一张布告，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金（古时的“金”实为黄铜）。终于，有一个人鼓起勇气，将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。商鞅立刻下令，赏给他五十两黄金（黄铜），以实际行动兑现了承诺。这一举措，让百姓对商鞅和变法开始有了一定的信任。
变法之争结束后，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《垦草令》，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。《垦草令》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刺激农业生产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增加粮食产量；抑制商业发展，限制商人过度逐利；重塑社会价值观，提高农业的社会地位，让农业成为社会的主流产业；削弱贵族、官吏的特权，要求国内贵族参与到农业生产中，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；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，确保国家税收的公平性和稳定性。这些改革方略的实施，为秦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《垦草令》成功实施后，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，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。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：（一）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《法经》，增加连坐法，轻罪用重刑，以此来加强社会管理和治安；（二）废除旧世卿世禄制，奖励军功，禁止私斗，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，打破了旧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，激励了普通将士奋勇杀敌；（三）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，特别奖励垦荒，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，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，将农业视为“本业”，商业则为“末业”，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，并重征商税，以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税收；（四）焚烧儒家经典，禁止游宦之民，试图统一思想，防止旧的思想观念对变法产生阻碍；（五）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，打破原有的家族聚居模式，使每个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，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管理。
第一次变法的实施，效果显着。它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，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咸阳，这座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城市，北依高原，南临渭河，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，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。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条件。为了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，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，按照鲁国、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，营造新都。次年（即公元前349年），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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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。第二次变法的内容包括：（一）废除贵族的井田制，“开阡陌封疆”，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，实行土地私有制，国家承认土地私有，允许自由买卖，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；（二）普遍推行县制，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。“集小都乡邑聚为县”，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，废除分封制，设置县令、县丞、县尉等官职，县下辖若干都、乡、邑、聚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；（三）迁都咸阳，修建宫殿，彰显秦国的国威和实力；（四）统一度量衡制，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，有利于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，促进了经济的交流与发展；（五）编订户口，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，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，加强了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；（六）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，禁止父子、兄弟同室居住，推行小家庭政策。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，加倍征收户口税。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“异子之科”法令的补充，规范了社会风俗。
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。商鞅吸取了李悝、吴起等法家人物在魏、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，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。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，扩大了亩制，重农抑商，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，鼓励垦荒，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。普遍推行县制，制定了法律，统一了度量衡制，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。禁止私斗，奖励军功，制定二十等爵制度，加强了军队战斗力。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，并且“燔《诗》、《书》而明法令”，使变法得以贯彻执行。
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十分深远。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：“商鞅相孝公，为秦开帝业。”经过商鞅变法，秦国在经济上，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，废井田开阡陌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；在政治上，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，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；在军事上，奖励军功，达到了强兵的目的，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，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，为秦的下一步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，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。
云梦出土的《秦律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、补充、累积而成。《秦律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，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，不但乡官要受罚，同“伍”的也要每户罚一盾，“皆迁之”（即罚戍边）。《秦律》把镇压“盗贼”放在首要地位，并对轻罪用重刑。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“迁之”，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，盗牛者要罚作刑徒，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，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“赀徭三旬”（即罚处徭役三十天）。对五人以上的“群盗”则追捕处罚更严。同时，《秦律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。
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，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，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，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。通过改革，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，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。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，同时壮大了国力，实现了富国强兵。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然而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。在商鞅变法中，轻视教化，鼓吹轻罪重罚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痛苦。并且，它并未与旧的制度、文化、习俗彻底划清界限，“内行刀锯，外用甲兵”、